朱霖：第一次当大使夫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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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匈牙利文

朱霖

原名文佩卿，山西省孝义市司马村人，抗日女战士，黄镇同志夫人；曾任外交部政治部原副主任、部纪委副书记，新中国第一代大使夫人。

使馆安顿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学习匈牙利文了。出国前，周总理指示，要学习驻在国语言；到匈牙利后，大使又再三强调。我想我一定要带头学好。

当时，在匈牙利外交场合可以用俄文，大使、参赞、武官年龄大了，学一种语言文字也不容易，就学俄文。我、武官夫人和其他大部分同志都学匈文。

我们开办了匈文学习班，请朱瑞玉教课。最初是外交官、收发、传达、管理员、司机等大家一起学；后来，根据进度和需要，分成两个班。

匈文是比较难学的文字，语法变格多，但大家都很努力，学习收获很大。有些同志很快就能基本解决自己工作上的问题，如买东西、问路、接待客人等等。曾三次去驻匈使馆担任行政工作的老警卫员靳皂群同志能讲一口流利的匈牙利语，就是那时候学会的。武官夫人年轻、聪明，学得比我好。我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也能凑合讲讲一般的交际话，看看报上的大消息了。

拉科西总书记知道我们学匈文，非常高兴，也很支持和鼓励。他常请我们到他家作客、听音乐会和打猎，都不让带译员，逼我自己讲匈牙利语，还让我给黄镇同志当翻译。

1952年冬，宋庆龄副主席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后，路经布达佩斯，在火车站停留一个小时。拉科西总书记亲自来接待，捧出匈牙利名酒托卡伊，把我拉在一起向宋副主席敬酒，还让我翻译了两句匈牙利语，使我很紧张，但又感到十分亲切。

1953年国庆节时，拉科西照例来出席招待会。用过冷餐以后，他拉着我的手在大厅转了一大圈，一边走一边说：“你看，中国大使夫人学我们的匈牙利文，说得多么好啊！我们的国家这么小，他们的国家那么大，他们还学我们的语言，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啊！”

其实，我的匈牙利语还说得不好，他却在众人面前对我大加赞赏。我赶快说：“这是我们的周恩来总理让我们这样做的。周总理说，一定要学习驻在国的语言，尊重驻在国的文化，向他们学习。”拉科西听后高兴地笑了。

老六出生在布达佩斯

1950年11月底，我在布达佩斯生下了我的第六个孩子（和平），那是在我一生中住过的最好的医院里。当时，双方外交人员医疗互惠，我们提供最好的协和医院给他们使馆的人员看病；他们也给我们使馆安排了最大、最现代化的亚诺什中央医院，接待非常周到，而且特别热情。

朱霖与丈夫黄镇

临产前，黄镇同志陪同我去医院，我进了产房，他和翻译等在门外。他知道，当时我的匈文还不行，怕要用翻译。

过去我生孩子，都是在非常艰苦的环境里，夫妻也不在一起，老大就是在驴圈里生的，那时我从不哭叫。我想，战士挂了彩都不叫，我生孩子再痛苦也绝对不能叫、不能哭。到了这样高级的医院，环境这样舒适，条件这样好，更不用说了，自然是很安静的。

抗日战争时期，黄镇朱霖夫妇和张南生林纫篱夫妇合影。

医院的妇科主任是男大夫，他高高兴兴地亲自来给我接生，虽然不是很顺利，但总算平安地生下来了。他把小孩抓到产床旁边的水龙头上去冲洗，只见温水从孩子的背上冲下来，这和我们的习惯完全不一样。

医生对我说“Fiù”“Fiù”，我弄不清什么意思。过了一会儿，他出去告诉翻译说：“夫人生了个男孩。”原来“Fiù”是男孩之意。是男是女，我无所谓，已有三个男孩了，这是第四个。

他还拍拍我的头说“Jó”（好），我知道是表扬我。然后护士用车把我推出了产房。接生时，医生老说“Jó”“Jó”，也就是说我和医生配合得很好的意思，这我已经懂了。

产后，匈牙利外交部、苏联大使夫人、朱瑞玉都给我送来鲜花，说我是“英雄母亲”。这些，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我觉得生孩子是非常普通的事，有什么可庆贺的呢？

1952年回国开使节会议，碰到陈赓同志。他原来是太行山区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长，他说：“呦！朱霖，原来你是个英雄呀！”

我说：“什么英雄？”

他说：“你在匈牙利生孩子不哭不叫，匈牙利人称你为英雄，消息传到国内，大家都知道啦！”

据匈牙利同志说，在匈牙利医院里，不管是本国妇女还是外国妇女，生孩子都是又哭又叫的。的确，我在那儿住了一个星期，天天听到哭叫声。他们有时还打开我的门看看，说的什么我也听不懂。

朱瑞玉告诉我，医生、护士和产妇都说，中国的妇女究竟不一样，是战争中锻炼出来的，真是英雄。我听了觉得真好笑，那时我们女同志都是生育年龄，在哪生孩子也都是不哭不叫的，只不过我是第一个在匈牙利生孩子的而已。

建国初期去驻外使领馆工作是允许带孩子的。我的老五名叫胜利，原来放在香山慈幼院。因为他断奶早，爱生病，院方不愿留他，我就从香山慈幼院找了一位有经验的保育员吴南同志带着老五，随后一起来到了匈牙利。老六和平出世后，也由吴南同志一起照看。她的丈夫是共产党员，在北平英勇牺牲。她21岁守寡，后来在我家待了近20年，对我帮助很大。

朱霖离休后，以其亲身经历撰写了《大使夫人回忆录》。

我一天到晚工作很忙，没有时间照看孩子。老五又调皮，一个人上街乱跑。为了不牵扯精力，不影响我的工作，防止他出事，我不得不把他送进匈牙利党中央的幼儿园。由于受传染，他曾害过三次猩红热、三次肺炎，身体很虚弱，多亏匈牙利医生的治疗和吴南同志的照顾，才逐渐健康起来。

老六两岁多时害了白喉。吴南打电话到办公室，说小孩病了，要我赶快回去看看。我说：“等一会儿，现在正开会，等我下班后再去看吧。”后来吴南又来电话说：“朱霖同志，小孩不对头，眼睛紧闭着，出气都很困难，你再不回来，耽误了我可负不了责任。”我回去一看，果然很严重，赶快用车将孩子送到医院。

医生检查后说，孩子患的是白喉，立即连同阿姨收留进传染病医院，全力进行抢救。主任、教授都出来了。由于被我耽误了时间，老六好几天后才脱离危险。我到医院去只能站在病房玻璃窗外看。

阿姨告诉我，昨夜小孩休克好长时间，高烧不退，医生用湿床单来回替换着包，把阿姨关进厕所，不让她看，怕她心疼难受，等小孩缓过来了，也只让隔着玻璃看。

我听着阿姨的叙述也流泪了。老六的病经过匈牙利医院的精心治疗，很快就转危为安，恢复了健康。

当时外国人员带孩子出国也是向苏联学习的。当然，这样做有它的好处，但对国家、使馆和父母来说，负担太重；使馆的工作环境也不适合带孩子去，对孩子的学习和成长都不利。所以，到1954年初夏，我们就让吴南同志带着两个孩子先回国，送他们进了外交部托儿所。

朱霖与丈夫黄镇和孩子们合影

四个大孩子都放在国内，一个上了住宿小学，三个放到军委保育院，总的来说很好，比在农村时不知强多少倍，但也有些新问题。

1952年我回国开会时，先到育英小学看两个大孩子。老大是女孩，农民叫她二乖，因为奶娘家的女儿叫大乖，上学后起名黄文；老二是男孩，农民叫他黑胖，他当时是又黑又胖，上学后取名黄山。

我一去，黄文很快就来了，但黄山怎么也找不见，我和老师都很着急。

老师吃完晚饭回宿舍，才发现他躲在老师的床底下，连忙把他拖来见我。

我问黄山：“你怎么不见我呀？”

他说：“老师上课时说，北京有特务，坏人很多。我想，爸爸、妈妈都在国外，怎么有妈妈来看我？我不能见她。我先躲在自己床底下，想想不放心，又躲到老师床底下去了。”我听后，真是哭笑不得。

接着，我又到十一小学去看老三。老三是个女孩，也已上了小学。她一见我就说：“妈妈，我在太行山奶妈家叫米囤，现在人家都笑我的名字难听。”

我说：“米囤是表示家里粮食多，有吃的，在太行山是个好名字。”

她说：“老师叫我改名黄浩。”我说：“同意，就叫黄浩吧！”

最后，到军委保育院，看见了老四。这又是个男孩，名叫黄河，四岁多了。他是1947年8月24日黄镇同志带领部队过黄河那天出生的，警卫员同志看到捷报给起的名字。

老四早把我忘了，不愿跟我走。我说：“上汽车！”

他一听汽车，才愿意了，站在汽车上高兴得直跳，再三问我：“你是我的妈妈吗？”我说：“是。”

他说：“你是我的妈妈啊！赶明儿你可要来接我啊！”

听这话，我感到很心疼，眼泪马上掉了下来。他一定看到许多妈妈常来接孩子，可是我们在国外工作，怎么能老来接他呢？

1989年夏，黄镇夫妇在北戴河与邓小平夫妇相聚。

那个时期，外交部对驻外使领馆的后方工作很重视。福利科的同志很负责，经常动员老师把孩子们接到他们家中去，过半年还给孩子们拍照寄给我们。我们无须牵挂，可以一心放在工作上。

在军委保育院的孩子们是很幸福的，那里有全心全意为孩子们服务的丑志刚院长和其他保教同志，他们对父母远离祖国的孩子们又特别细心照顾，该入小学的与外交部福利科联系，转入住宿小学。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些可敬可爱的好同志，他们也是外交工作的好后勤。 

公号说明

本文选自《大使夫人回忆录》第三章3-6节，如需转载请注明文章出处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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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朱霖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老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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